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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"哥，"二郎说，"你说咱俩要是没被俘，现在会在哪儿？"

    大郎停住了。他在二郎旁边重新坐下来，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，望着操场尽头那面旗子。旗子在晨风里缓慢地翻动，红布的一角被阳光照得透亮。

    "要是没被俘，"大郎慢慢地说，

    "咱俩大概还在汉城南边的壕沟里。运气好一点，跟着大部队往南撤，撤到晋州，撤到釜山，撤到海边。然后怎么办？没船了，家里也没有船来接。那就只能等着，等联军打过来——"

    他停了一下。昨天搬石料的时候，他看见一只黄狗从工地边上跑过去，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，夹着尾巴。他忽然就想起来，在汉城南边的那些日子里，他们连这样的狗都抓来吃过。

    "——等着被打死，或者被俘。"

    他接着说，声音很平，"被俘了的话，大概不会送到这里来。咱们是从鸭绿江一路撤过来的，你知道最开始撤的时候有多少人走散了。要是换一个地方被俘……"

    他没说完，但二郎听懂了。换一个地方，遇到不一样的人，也许就没有递手套的工长，没有加盐的粥，没有老槐树底下编筐的老农。

    大郎的运气，他们的运气就好像全系在一些巨大的、看不见的齿轮上，随便转一下，就是另一条命。

    二郎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说："哥，那个'人'字，一撇一捺，两个笔画靠在一起才能站住。"

    "嗯。"

    "咱俩现在就是那个字。"

    大郎转过头看着弟弟。二郎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干净的光，像雨后的水洼反射出来的天空。

    这种光大郎以前从来没有在二郎脸上见过——从前在村里的时候，二郎的眼睛里是懵懂的；在军队里的时候，是紧绷的；在鸭绿江溃退的时候，是惊恐的；在汉城外壕沟里的时候，是灰败的。

    现在这个光，大郎想了好一会儿，才在心里找到那个词：安稳。

    "二郎，"大郎说，"你觉得以后日本会变成什么样？"

    二郎想了想。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，带着槐花的香味和泥土的气息。他把空碗放在脚边，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，坐姿很松弛。

    "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，"他说，每个字都说得挺慢，"但应该不会再有中村那样的了。"

    中村是他们同队的一个新兵，东京来的，家里开着一间小印刷铺，征兵之前他连枪都没摸过。在汉城城外那场炮击里，中村被炸掉了一条腿，大郎记得他在地上爬了十几米，留下一道血印子，嘴里一直在喊"妈妈"。后来担架兵把他抬走了，大郎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。

    "不会再有中村那样的了。"

    二郎又说了一遍，声音更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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